香格里拉 古城之外的纯净圣土

    05-17更新人看过

    作者:斯科特·华莱士 文/陆毅 图/麦克·山下 译/戴舒华

    导语:每个人的心底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香格里拉,一片被祥和、慈悲之光环绕的圣土。很多人踏遍世界角落想要寻找这片圣土却无功而返,正如80年前的英国人希尔顿。当一场熊熊大火燃烧在雪域净土,真正的香格里拉再次触动旅人的心。跟随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签约作者及摄影师,一起发现古城外更加纯净、美好的香格里拉。

    噶旁楚曲露出灿烂的笑脸,她的双手经历了一辈子的艰辛劳动。

    一场大火,烧掉的不过是一个古城的虚名,真正的香格里拉就像天边的那道地平线一样,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唐朝初年,吐蕃南下,在滇西的大龟山建立城寨独克宗;明弘治年间,占据中甸的丽江木氏土司在此复建月光寨;清康熙年间,独克宗因滇藏互市而繁盛一时;2001年,中甸县在“香格里拉名称之争”中最终胜出,正式更名,独克宗作为保存最完好的藏式古城而迅速成为旅游热点;2014年,古城内某外来租户因使用取暖器不当而造成火灾,古城1300多年的历史至此为终……这就是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略带荒诞色彩的简明编年史。

    不过在我个人的编年史中,古城被毁的时间还要再提前上几年,因为于我心中,早在这场大火之前,独克宗就已不复存在了。2012 年,我见到了这座古城的最后一眼。如果当时我是被蒙着眼睛带到这里的,一定猜不出自己正身处何处。在全国大一统的商业旅游开发模式下,古城早已面目全非,那些灯红酒绿的夜店、气氛暧昧的客栈、售卖义乌产藏族饰品的小店,以及飘在街头的许巍、小娟或侃侃的歌声,都与丽江或大理别无二致。独克宗虽名叫“古城”,其实面积也就是一座镇子般大小,再加上身处牧区,藏族文化遗存远不如卫藏地区深厚,短短几年的商业开发,就足以将这座古城独特的藏式风情抹杀得一干二净。从那个时候起,独克宗就已变成了一道消失不见的“人文地平线”。

    那么,在独克宗被毁之前,这座古城又是何等模样呢?这话得说回到2002 年了,那时候,人们还更习惯以“中甸”称呼香格里拉、以“建塘镇”称呼独克宗古城。当时,我怀揣着对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的种种臆想与好奇,第一次来到滇西藏区,在古城中一座朋友租用的藏式宅院中住了近半年的时间。

    独克宗的传统民居很有特色,当地人会先筑起厚厚的土墙,然后再搭建两层的木质楼房,一楼饲养牲畜和堆放杂物,家里人都住在二楼,客厅中的火塘里永远都燃着篝火,屋中的房梁和火塘上挂着的腊牛肉一样,被熏得黝黑发亮。

    在楼房的后面还会有一个充满阳光的院子,院子中常常长满一人多高的大麻,当地人对这种植物的叶子没有兴趣,他们需要的是麻籽,那是打酥油茶时不可或缺的作料。我的朋友租住的就是这样一套宅院,那时候的房价便宜得让人咂舌——一年不过几千元。

    在云南某个大雪纷飞的偏僻乡村,一位村民走过排列在飞来石寺墙壁前的黄铜转经筒。

    上百座土木结构的老式藏房依着大龟山而建,形成了滇西唯一一座藏式古城。我到来的时候,中甸刚刚成功改名为更为洋气的“香格里拉”,为了发展旅游,当地政府在大龟山上建造了一个号称“世界最大”的转经筒,想来是花了不少钱,但那种金光闪闪的土豪气质与这座氛围拙朴的古城实在不搭调,除了有偶尔至此的游客在那里拍“剪刀手”的留念照,我从未见过有当地藏民去转动那玩意儿。

    那时的古城中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全部都是石头路。我之所以没有称之为“石板路”,是因为铺路用的都是没经过任何打磨的原石,走在上面特别硌脚,透着藏式的粗砾风格。

    2002年的时候,还没有成群结队的游客拥满这些石头路,出现在其间的,更多是些动物的身影,要么是一头母猪领着小猪大摇大摆地在路上晃悠,要么是野狗们旁若无人地在街头交配。

    十多年前,古城的居民们做梦也没想过光靠房租就能安度余生,那时他们还别无杂念地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在我租住房子的对门,是一个未挂牌的家庭青稞酒作坊,有些刺鼻的酒糟味儿总是会穿过一条街飘进我的窗户,勾引着我频繁抄起空可乐瓶去他家打酒。

    再穿过一条小巷,有位“阿佳”(藏语“大妈”之意)甚至在自己家里搞起了“鲜奶厂”,几乎每天早晨,我都会头不梳、牙不刷地先去趟她家,和那头横在院中、体型巨大的母牛道声“早安”,顺便拎回一瓶鲜牛奶,然后用砖茶烧奶茶喝。

    除了喝青稞酒和奶茶,我经常还会去古城里的“牛棚酒吧”喝上几瓶“澜沧江矮炮”(滇西地产啤酒)。那时古城中只有两家酒吧,我经常光顾的“牛棚”确实就是一座废弃的牛棚,拥有一幢东倒西歪的木屋和一院子的杂草;另一家是一对儿外国情侣开的“乌鸦”,他们家的房子要好一些,但若是想“方便”的话,却也只能和“牛棚”一样,在房后的院子里“随便”了。

    因为游客稀少,两家酒吧的生意都不太好,最重要的一拨客人,是一群为“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工作的老外,他们经常“上半场”在“牛棚”,“下半场”转到房间稍微暖和些的“乌鸦”,不偏不倚地为古城中仅有的两家夜店都“贡献一份力量”。

    独克宗古城很小,要不是我有自己的事做,真的不可能在这里一住半年;但即使是这样,隔三差五地,我也必须得出城去放放风。记得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骑着自行车在县城郊外的草甸上漫游,误打误撞地来到奶子河畔的一座无名村庄,我把车放倒在晾晒青稞的高大木架子下,自己躺在柔软的稻草上,不知不觉地就睡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周围安静得像白日梦一般,耳边只有风声和清脆的鸟叫声。那一刻,我突然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所击中,就仿佛自己真的已经抵达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绘的那个香格里拉。

    于我,香格里拉更像是一种答案。只有真正来到这片神秘、变幻、传奇的土地之上时,我对于外祖父的在此神秘失踪的情结才最终释怀。

    汤堆村的一个喇嘛。拿着一张令作者大吃一惊的照片。

    “这会是他吗?”汤堆村的寺庙看守纳牛问道。汤堆村,地处云南省崇山峻岭之中的一个小山村。牛纳用粗糙的双手解开丝巾,一张因为岁月久远而模糊皱缩的黑白照片露了出来。照片边缘呈齿痕状,1930 年代的样式。正是那个年代,我离经叛道的外祖父徜徉在这片将云南和西藏分割开来的边陲群山之中。

    我细细端详照片。五张面孔穿越时光回望着我,仿佛是来自失落世界的使者:三个身穿藏袍的喇嘛和两个穿着夹克衫的西方人。但令我沮丧的是,那两个西方人看起来都不大像我的外祖父弗朗西斯·肯尼迪·欧文。1931 年,他宣称就在这里,在喜马拉雅山东麓的群峰和峡谷之中的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失落的部落”。两年后,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将之描绘成虚构的乌托邦香格里拉。

    关于外祖父的事,我知道很少,也几乎无人提及。我母亲在他们的卧室墙上挂了一些家族成员的照片,里面倒有一张是他。我曾经溜进房间,偷偷看那个英俊的毛发浓密的外祖父站立在深山老林之中,我猜想那一定是位于世界尽头的某个遥远角落。那张照片具有的谜样气息让我深深着迷。那是什么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我的外祖父是一个不畏艰难的探险家还是一个只会吹牛的骗子?那仅仅是我的想象,还是他的确是一个深具冒险精神、不愿被平庸生活所束缚的男人吗?

    1930 年,我母亲刚满5 岁,便在哈德逊河的码头和外祖父挥手道别——他登上一艘前往亚洲的邮轮并承诺会衣锦还乡,但再也没有回来。

    我母亲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他究竟在何时何地遭遇了什么,甚至是死是活。但是,当我长大成人、迷上旅行,甚至开始探寻比外祖父足迹所到之处更为荒僻的广大土地时,她评论说:“你的确继承了我父亲的基因。”我不知道外祖父是否真的亲眼看见过一个失落的部落,但我自己的旅程最终将我引向藏在亚马孙丛林深处、同样与世隔绝的原始族群。要怎么彻底理解我的人生和一个我仅仅在老照片中见过的男人的人生之间这种古怪的相似呢?我们都热爱外面的世界,我们都不愿意安定下来,我们都怀揣着对“失落文明”的迷恋?究竟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上的什么东西诱惑了外祖父,让他远离故土和家人?我自己的探险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为了寻找答案,任何一种可能的答案,我来到中国西南的偏僻之隅。

    我把那张老照片还给牛纳。那不是我外祖父。但在萦绕着这个小村庄的神圣佛教气息中,我找到了想象中外祖父所追寻的神秘之物。也许,悬挂在我父母卧室墙上的那张外祖父照片,就是在我眼下站立的地方拍摄的。低头俯瞰种满小麦的梯田,更远处,横断山脉上积雪覆盖,仿佛波浪般向无垠的天边荡漾而去。这幅画面让我想起《消失的地平线》里的一段话:“远处,极目眺望的尽头,在山麓冰川的环抱之中,雪峰层峦叠嶂、若隐若现,漂浮于无边无际的云彩之上。”

    我谢过牛纳,转身准备离开,他开口说:“那些外国人的飞机在山里坠毁了,他们最终来到这里的寺院。”我停下脚步。当地朋友贾丽明中断了对牛纳的翻译,结结巴巴地说:“他这是在说《消失的地平线》里面的故事!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本书,但里面的内容却成了他们故事的一部分。真不敢相信!”

    《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的男主角休·康韦在喜马拉雅山中的一场飞机坠毁事件中幸存下来,并顺着一条山路来到一个叫做“香格里拉”的幽静寺庙,智慧与和谐笼罩着这片神奇的土地,住在这里的人都拥有不可思议的长寿。牛纳的话让我惊醒,因为这听起来像是在希尔顿的故事广为流传之前,我外祖父所追寻的香格里拉就已经存在了。1931 年的《纽约时报》报道中,我的外祖父宣称他发现的古老部落生活在一片祥和气氛中,人们饮用青春之泉的泉水,这让他们能够健健康康地活到100 岁。

    我从数天前开始寻找外祖父之行,而出发地就是一个自称“香格里拉”的小镇(原来的镇名叫做“中甸”,在当地官员对中央政府进行了游说之后,2001 年改名为“香格里拉”)。镇郊矗立着层层叠叠的寺院,就像一个缩小版的布达拉宫,而老城区的街道则伫立着翻新的木结构房屋。焕然一新的棚户区里充斥着购物商店,店名大都类似于“千禧超级市场”,瞄准蜂拥而至的游客。

    从松赞塔城旅店的窗户看出去是梯田和峰峦。

    我坚信真正的香格里拉,也就是我外祖父发现的那个地方存在于别处,于是将目光转向未经开发、游人稀少的云南省西北角。因为不会讲中文,对那儿也不熟悉,我选择跟着松赞酒店集团走,这家公司在人迹罕至的乡村设有5 处舒适的旅舍。

    我的行程是先向北走,进入中国最为原始的一处自然风景地:三江并流国家公园。在这里,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劈开云南界内的层层山峦,其落差是美国大峡谷的两倍。我的大部分行走路线都处在一个叫做“迪庆藏族自治州”的9000 平方英尺的区域内。上世纪30 年代,这里是一块无人管辖的地区,保留着许多古老而与世隔绝的文明——这是一处寻找外祖父的“失落的部落”的理想场所。

    “对西藏人来说,香格里拉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而是一种存在我们心中的感觉。”在我住在云南的第一夜,松赞酒店的创始人、48 岁的白玛多吉这样对我说。我们在位于今天自称的“香格里拉”城郊的松赞旗舰店一起灌下冒着腾腾热气的肉汤。“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香格里拉。”

    当我走进那家酒店时,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希尔顿的小说里。空气中飘着松木的香气;二楼,橙光闪烁的蜡烛漂浮在盛满清水的水瓮里。苗条的具有杏仁色眼眸的贾丽明递给我一杯姜茶。“这能舒缓情绪。”身为松赞集团总经理的贾丽明同时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游,“我们现在位于海拔近10000 英尺的地方。”

    我想起《消失的地平线》男主角康韦是如何被这种融合了西方式奢华和东方式精致的情调所震惊的——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考虑:“到这时为止,香格里拉已经满足了他全部的愿望。”

    急于体验那些将外祖父吸引到这个边陲之地的古老文化,我在第二天早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松赞酒店导游塔普顿的邀请,去拜访他父母的家。

    “就叫我‘Top Ten’(英语发音与‘塔普顿’非常相近)吧。”他一边大声说,一边大笑着。我们坐在酒店的路虎车上一路颠簸出了城。在12 月冷凝的空气中,炊烟静静飘浮,铺着石板的屋顶因为霜冻而闪闪发光。我们绕过一个像巨大棋子般伫立在马路中央的佛教神龛,驶过散布着方盒子一样的新房的街区。

    看起来,财富的洪流也在云南省内迅速汇集。但对许多人来说,这里的生活仍然不易,比如弯腰背负着沉重干草垛的老妇人和满载着嘶叫的生猪的老式拖拉机。

    以风马旗为前景的松赞林寺。松赞林寺是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

    我们在一个土墙外面停车。墙头,祷告的彩色风马旗在微风中哗啦作响。宽敞的二楼房间里,塔普顿的父母紧紧偎依在一个铁质火炉旁。 墙壁上绘制着明亮的佛教主题图案,包括一个被法轮环绕的阴阳标志。塔普顿的父亲南吉站起来欢迎我们。

    他的母亲班聪则往炉子里添加柴火。她拥有高高的颧骨,包着蓝色头巾,看起来很像刚刚从大草原上来。南吉递给我一杯浓浓的酥油茶。外祖父显然也很享受这种安宁的气氛。他在多年后出版的《西藏的生命之轮》一书中写道:“我相信,在西方社会中有成千上万人愿意拿出他们的所有身家财产,换取短短几天在喜马拉雅一隅里体会到的这种平静和幸福。”

    上世纪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也曾失去安宁。“我们不得不毁掉所有的宗教标志,”班聪回忆说,“在墙上挂上列宁、马克思和毛主席的画像。”现在,我们沐浴在佛祖吉祥的八个图案以及友情的温暖中,就像80 年前外祖父在藏人家中感受到的一模一样。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后,渴望宁静幸福的心愿又回来了。“我们别无所求。”班聪说。当我起身告别时,南吉将一条雪白的哈达环绕在我脖子上。“祝你好运,”塔普顿解释说,“这是我们祝福你获得幸福人生的方式。”

    当外祖父深入喜马拉雅和东方世界时,幸福人生似乎正是他向往的。但它不是一种物质极大丰富的生活,也不是被家庭责任所挟持的生活。“他放弃了医学之路,转而走向世人罕知、可望而不可即的土地去追寻真相和奇遇。”《西藏的生命之轮》一书的前言中这样介绍外祖父的生平。他和旅伴吉尔·克罗斯利·巴特一起合著了这本书。吉尔也是一个我行我素的冒险家,在我们的家族中一直是个隐晦的存在。

    为了追寻真相,我来到汤堆村。贾丽明说她想让我见见这里的某个人。“一个大师在这里制作黑陶,”她告诉我,“这个村庄很特别。”她带着我拾原木台阶而上,走进昏暗的房间。陶艺人桑诺次里正从发光的余烬上搬动一对刚刚烧制好的鸽型罐。

    “它们是用来盛放青稞酒的。”64 岁的次里说,他是一个微微秃顶和驼背的男人。他揉捏一块粘土,使之成型为一件艺术品,接着又向我们演示如何将胎体埋在木灰里染成黑色。

    “我们家已经有五代人做这个了。”这说明当我的外祖父到达此地时,他的祖先也在从事这项技艺。他也许在这里停留过,然后带着纪念品离开。谁知道呢?我母亲没有继承任何遗产。

    我决定要给我的儿子和孙子留下一点更加真实可触的东西,于是让次里将两个鸽型罐包装好好。他带着显而易见的喜悦这么做了,然后用他的双手牢牢握住我伸出的手说:“请再来看我们。”

    如果香格里拉在现实中真的不存在,那人们就不会花这么大劲儿去为它在梅里雪山中假想一个位置。这趟旅程的第五天清晨,在松赞梅里旅舍微弱的晨灯摇曳中,我遥遥眺望远处那5 座积雪皑皑的高峰。它们都是梅里山脉的一部分。贾丽明用一个炭火盆暖着手。她指向最高的那座山峰说:“那就是梅里雪山,对西藏喇嘛来说是一座神圣之山。”

    梅里雪山,对西藏喇嘛来说是一座神圣之山。

    梅里雪山的庄严雄伟让我想起卡拉卡尔山,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描绘的那座冰雪之峰:“它是一座几近完美的雪山……如此光芒四射,又如此安详宁静,以至他不由恍惚了片刻,怀疑那究竟是真实还是幻影。”

    梅里山脉是我这趟行程的最北端。遥远的山峦另一侧便是西藏,我的外祖父也曾经在那里漫游探险。吃完燕麦烤饼和鲜蜂蜜的早餐,贾丽明和我与热情好客的旅舍工作人员道别,向南前往上湄公河流域,之后便会重返现代文明之地。我们沿路经过13 座闪闪发光的舍利塔,每一座塔象征着一座梅里雪峰。

    这将是我们能够一览无余的最后的雪山,视野中没有一丝障碍,美丽的白色峰峦熠熠生辉。我们在一个凉亭里做短暂停留,为了上香,也为了欣赏亭前轻轻抚慰着雪峰的粗壮松枝。我将香火钱放入舍利塔旁边的祈愿炉内,暗暗祝福我的外祖父,希望他在这片不食人间烟火的群山中找到了渴望已久的心灵平静。

    两天后,我和贾丽明告别,前往卵石路迤逦的丽江。那里曾经是悠久商路上最富盛名的驿站,连接着云南南部的茶树种植园和拉萨乃至更西边的加德满都。古老的纳西族建筑和跨越星罗棋布的水道的石桥使丽江古城成为一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游客们更青睐的旅游场所。不过,我来这里是为了拜访特立独行的植物学家和探险家约瑟夫·洛克。有将近30 年时间,他隐居在距离丽江车程半小时的小镇玉湖。

    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家,现在是个博物馆。这座木屋顶、石木混建的小房子隐藏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笼罩在白雪皑皑的云龙雪山阴影之中。在1920 年到1930 年之间,为了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搜索奇异植物和当地文化,洛克从这里出发,开始探寻千变万化的云南风光——从温暖的亚热带溪谷到冰寒的亚北极海拔地带。詹姆斯·希尔顿自己承认,洛克的文章和照片中给了他创作《消失的地平线》的灵感。

    洛克的这些报道也激发了我外祖父的冒险精神吗?我想起他曾经从深山老林里寄回家的一封信,说他最近刚刚买了手枪,暗示前方存在着某种危险。他所发现的“失落的部落”也许浸淫在田园牧歌式的和谐与长寿之中,但在举步维艰的大自然中跋涉探险却是另外一回事。

    就在我们分手前的最后一个下午,贾丽明打趣说她已经带我去过“失落部落”的村庄了,我的外祖父也很可能对那些村庄有所耳闻。我们的车行驶在一条紧挨着峡谷开凿的道路上,奔腾的水声淹没了从上方传来的齿轮交错声。道路渐趋平缓,尽头处耸立着一根在一栋深红色宝塔内不停旋转的10 英尺高的木头圆柱。“这是转经轮。”贾丽明说,“水流的冲击让它转个不停。”一个漏斗形的窄渠将河水引到转轮的下方,小小的桨片在永不停止的转动中播撒着佛祖的吉光。

    我站在这里回望那遥不可及的岁月。那时我们的祖先仍然对诸如四季变换这种简单的自然现象感到敬畏不已。虽然没有被完全遗忘,但那个时代毕竟已经远去了。随着转轮的每一次转动,一个小铃铛都会发出轻盈的叮咚声,混杂着从山顶校舍传来的孩子们的嬉闹声。夕阳西斜,在峡谷间洒下悠长的暗影。

    我想起最初到云南的那个夜晚,我和白玛坐在劈啪作响的篝火前, 他对我说:“我相信,失落的部落可能仍存在于某些地方。”

    我转身走向越野车。我想,他也许是对的,失落的部落也许就在这座山的另一边,就在下一个山谷里。也许,只是也许,我的外祖父正和他们在一起。他已经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和谐和完满。

    1930年 我母亲刚满5 岁,便在哈德逊河的码头向外祖父挥手道别——他登上一艘前往亚洲的邮轮并承诺会衣锦还乡,但再也没有回来。

    随着转轮的每一次转动,一个小铃铛都会发出轻盈的叮咚声,混杂着从山顶校舍传来的孩子们的嬉闹声。夕阳西斜,在峡谷间洒下悠长的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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